一、红七军第一次过境三江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分别建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七军、红八军成立后，与反动地主豪绅、土匪武装、桂系军阀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同时，红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为了迅速搞好军队建设，扩大政治影响，及时解决给养问题，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和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于1930年3月初至5月，率领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3000多人转战桂黔边，并于4月30日乘虚攻下贵州省榕江县城古州。

榕江县城古州是贵州军阀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王家烈的后勤补给基地，军需充足。而王家烈当时正与湖南军阀何键为争夺黔东、湘西控制权在湘黔交界大动干戈，驻守古州城的敌军只有该部副师长史远勋率领的一个团及民团、警察共七八百人。经过几小时激战，红七军于当天3天。5月4日，红七军离开古州，分水陆两路沿溶江而下，5月7日抵达三江县梅林村，在梅林驻扎两晚。5月9日抵达富禄镇，在富禄驻扎3天。5月12日红七军离开富禄，经贵州省永从县大年乡（今属广西融水县），回师右江革命根据地。

二、红七军第二次过境三江

    1930年秋，正当右江革命根据地向前发展，红七军集中于右江地区平马镇整训，并拟整训后向外游击发展时，9月30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化名邓岗）来到右江。10月2日，红七军在平马召开前委会议，邓拔奇传达了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红七军去攻打柳州、桂林，夺取广州，阻止两广军阀北上增援，配合红三军团进攻长沙，保证全国红军夺取武汉，实现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计划，达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指令。会上，邓小平、张云逸等许多同志虽有不同意见，但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最后还是接受了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指令，作出了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决定。

    10月，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11月初，红七军在河池县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会上，邓拔奇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和中央给红七军的指令，并改选了前委。会后整编部队，将龙州起义后失利而转移到右江地区的红八军余部编入红七军，按红军统一番号整编为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待组建）。前委决定：第十九师、第二十师按中央指令去执行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任务；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带番号和特务连几十名战士回右江组建部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11月9日，红七军第十九师、第二十师7000多人从河池出发。18日在罗城县四把村与国民党桂系军阀覃连芳教导师遭遇，展开激战，敌韩彩凤独立第一师、杨腾辉师赶来增援。红七军根据战局发展情况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形势，经权衡利弊，在歼敌400多人、红军亦伤亡300多人的情况下撤出战斗，至罗城县三防镇（今属融水县）休整。在三防休整期间，红七军决定放弃攻打柳州计划，改为攻打融县长安镇，而后渡过融江攻打桂林。12月5日，红七军第十九师、第二十师进抵长安，对驻长安守敌发起攻击。战斗进行三昼夜，虽致敌伤亡600余人，但红七军亦伤亡300余人。在弹药消耗量大、敌援兵增多、久攻未克的情况下，红七军前委决定撤出战斗。部队沿原路往大苗山转移，绕道融县安陲乡进入三江县的白云、红水、平卯（今属融水县）一带乡村，于12月12日再次来到县境西部的富禄镇。12月13至15日红七军陆续离开富禄，取道贵州的龙额、水口复入三江的唐朝、坐龙、孟寨等村。12月15日进入三团村、八江村。12月18日，红七军离开八江，经高迈、程阳等村至林溪乡所在地林溪村。12月19日沿湘桂粮盐古道翻科马界（大伞山）经高步乡下横岭乡（高步、横岭今属湖南省通道县）的坪坦村及黄土塘一带，再向湘桂交界的湖南省通道县进发。